发现结石一拖十年 一次手术拖成两次

　实践中，司法机关的一些司法解释或者某些自主进行的司法改革行为超越了宪法规定的　权限，但是，这些超越宪法、违背宪法的行为实际上首先也是对相关法律的违反，即既　是对宪法的违反也是对法律的违反，因此，与其说它们是违宪行为倒不如说是违法行为　。

但这种解释方案转换了视角，认为国家所有权虽然是一个法律术语，但其在宪法和民法上的含义却并不完全等同否则，即便立法者完成了法律具体化的工作，具体的自然资源也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所有的财产。

[12] 公权力说之前并非居于主流地位，但近几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注释: * 本文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提高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立法研究（13AFX006）、中国地权制度的变革与反思（14FFX010）以及教育部特别委托项目澳门土地批给制度问题研究（JBF201407）资助。要解决这个问题，显然需要经济学、财政学、法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一起加以讨论，但从法学（特别是宪法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解决依赖于一套完整的关于国家所有的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必须回答或回应如下理论和实践难题。[14] 李昌庚：《国家所有权理论拷辨》，《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12期，第99-101页。从我国宪法的性质以及宪法总纲的规定来看，笔者认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一规定的规范性质和规范含义应当是：（1）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希望将某些特殊的财产及其收益用于全民福利，而不能被少数人占有。

在谈到对国家所有权的研究方法时，有学者认为，恐怕先得确定大家是采取立法论还是运用解释论，是哲学思考还是法律的解释与适用。[11] 吕忠梅：《物权立法的绿色理性选择》，《法学》2004年第12期，第92页。人民法院的职责就是以审判活动专司法制统一于法律的工作。

而且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下，人民法院这个机构及其组成人员本身就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的，在这样的体制中，人民法院怎么有权去审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为是否违宪呢? 4.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人民法院并不是各种纠纷的最终裁判者，由它来解决违宪问题并不合适。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通过宪法解释来实现的。同样地，对违宪问题的审查和追究也需要由党领导特定的国家机构予以开展。这个规定意味着国务院有权直接依据宪法赋予的职权作出自己的行政行为，既然有依据宪法作出行政行为的职权，就有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不依据宪法或者违反宪法的可能。

实践中，司法机关的一些司法解释或者某些自主进行的司法改革行为超越了宪法规定的权限，但是，这些超越宪法、违背宪法的行为实际上首先也是对相关法律的违反，即既是对宪法的违反也是对法律的违反，因此，与其说它们是违宪行为倒不如说是违法行为。三、解决违宪问题现实和可以预期的途径 说违宪问题不是当前法制建设中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说违宪问题就绝对没有，更不是说要轻视违宪问题，甚至为法制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文过饰非或者闭目塞听。

现在重要的是花大力气把已有的制度落到实处，而不是去急于去另起炉灶，建立一套新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在我们的各级政权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中，政治道德问题还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的任何违法行为，都可以找到适用法律予以处理的依据。但笔者以为，从目前学术界讨论的情况来看，本文用以下两个标准来界定违宪问题恐怕是可以为方家所接受的：一是将违宪问题与违法问题区别开来，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属于违法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可以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解决，按照违宪审查程序应当穷尽法律救济原则的理论，公民基本权利只有在法律无法救济的情况下，才可以诉诸违宪审查程序，所以对这类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可以称为违宪行为。

受这一传统的深刻影响，我们的许多争议甚至是纠纷，都是通过内部消化、相互妥协予以解决的，而不是凡事都拿到桌面上争吵一番、拿到法庭上对抗一番或者找一个独立的机构审查一番。正如前文所述，现在法制建设中最致命的问题是违法问题。那么，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会不会出现所谓违宪问题呢?应当说也基本不会。而与此相应，如果已有的制度和规定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再另设一项制度，另建一个机构，那么这个制度、这个机构也一定是虚置的。

上述情况充分表明，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还是违法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个老问题，而不是什么违宪问题。而违宪问题一般都是重大问题，如果一下子由人民法院来解决违宪问题，恐怕与传统做法和现行的相关制度不相符。

因为人民法院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一个重要机构或者一个方面，而不是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万能机构和最终裁判者。笔者担心现在对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热烈吁求又要陷入这样的误区。

对宪法究竟是什么这个基础性的命题没有达成共识，甚至还没有进行充分研究，怎么能轻率讨论违宪审查问题，甚至对建立什么样的违宪审查制度铺天盖地发表各种高见呢? 2.没有充分研究什么是违宪或者说是违宪的概念问题。违宪和违法的关系至少包括以下重要内容：一是违宪的标准和违法的标准有什么不同。无论怎样强调宪法的法律性，我们也不能否认宪法的政治性，在我们国家，更需要十分重视执政党对宪法作用的影响。但是，审查或者诉讼实际就是一种公开对抗、非此即彼、正面冲突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违宪问题是否符合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权体制内部的工作特点需要慎重研究。现在，我们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误区，动辄想一蹴而就地制定一套精细的完美无缺的制度来解决问题，由痛恨先前的制度缺失一下子又陷入唯制度论或者叫制度崇拜，却忽视了自己所精心设计的制度是否得到了由衷的实践，忽视了实践对制度的创造。那个已经被重复得老掉牙的齐玉苓案跟违宪审查或者宪法诉讼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并且没有取得基本的共识。而违宪行为通常都发生在国家机构以及政党领导人和国家机构领导人的身上，在这样的政治地位架构中，由人民法院来对政治地位高于它的机构和领导人进行违宪审查，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宪法第89条第1项就规定，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而一项设计得再完美的制度，也会因为执行者的居心叵测而被束之高阁甚而干脆被破坏或者废弃。

实践证明，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是十分谨慎和认真地行使自己的各项职权的，没有出现什么违宪情况，涉及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现行的体制也能够予以妥善解决。对于什么是违宪行为或者说是违宪问题，十多年前我们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年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政治道德是比宪法和法律更为重要的问题。今后，这一宪法监督制度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外国的宪法有外国宪法特定的概念，我国的宪法应当也有自己特定的含义。人民法院不能具有宪法解释权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

问题的弊端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来，很典型的就是，我们由痛悔当年的无法可依到很短的时间内制定了大量的法，以为制定了各个门类的法就是依法治国了，但蓦然回首，才发现许多用心良苦的法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决定这个宪法监督制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现在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通过立法、选举、任免、重大事项决定等措施实施了对宪法的监督。

国家法制的统一有两个层面：一是统一于宪法。违宪问题相对于违法问题堪称九牛一毛。

什么是新闻呢?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宪法权威的树立完全依赖于党对宪法的自觉维护。

2.人民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也不可以有宪法解释权。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假设，因为如果认为全国人大也会违宪的话，就说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也会使制度设计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3.从司法机关来看，所出现的也基本是违法而非违宪问题。二、违宪问题不是当前法制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 违宪审查问题为什么变得如此热辣?最重要的恐怕是关注者、讨论者对我国当前法制建设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即认为当前法制建设中最严重、最关键、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违宪问题，认为违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可以一了百了，讨论和建立起违宪审查特别是宪法诉讼制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战果。

各家都有各家的说法：有的认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阶级力量集中对比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法官的业务素质还需要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由他们来理解和驾双复杂的宪法问题会力不从心，因为违宪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常常是复杂的政治问题。

与权力机关一样，我国的行政机关包括作为中央行政机关的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两个层级。看来，对违宪审查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正是方兴未艾。

我们的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都需要党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当然，这个范围主要是指单纯在政党内部担任领导职务而不兼任国家机构领导职务的人，因为刑法还没有关于政党领导人员职务犯罪方面定罪量刑的相关规定。